韩愈的诗歌特点(59句)

韩愈的诗歌特点

1、韩孟诗派的崛起，与变革主张，与大历诗歌单重复、狭隘的特征，唐诗发展的要求，以及当时“联句”、写长诗的风气具有一定联系。诗派鼓励诗人抒发内心丰富的情感，但多偏于哀怨的一面，因而不同于盛唐时期的积极进取的风貌，这从诗歌整体风格中也可见一斑。 

2、而烟柳已经是“杨柳堆烟”时候，何况“满”城皆是，不稀罕了。

3、由于韩愈诗中被视为“以文为诗”的作品主要是长篇五七言古诗，而诗歌语言的飞跃性和其中的感性因素主要依靠节奏凸显出来，因而要辨明其究竟是押韵之文还是诗歌，应从韩愈长篇五七言古诗处理抒情节奏的方式入手。如按前人所评“以文为诗”的理由来看，韩愈诗中的“记体”和“议体”其实还不止他们举出的这些诗例。因为韩愈在各类题材中拓展了叙述和议论的范围，五古和七古的篇幅也空前膨胀。为便于分清这两种体式的节奏差异，本节先论五言古诗。

4、颔联是说，本想替皇上除去那些有害的事，哪里考虑衰朽之身还顾惜余生。

5、恰逢春天到来，初降小雨，韩愈想邀请好友张籍一同春游，可是张籍却以年迈推辞，韩愈就写了这首诗，把春雨后的皇城写的美如画，以此来“引诱”他出来游玩。

6、韩琦：韩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为相，而竟不用，谈者至今眦为谤。(韩愈的诗歌特点)。

7、到达潮州后，他把中原的先进文化带到相对落后的岭南地区，驱鳄除害、关注农桑、解放奴隶、兴办教育等，为当地民众做了许多好事。

8、此诗作于公元823年(唐穆宗长庆三年)的早春时节。当时韩愈已经56岁，任吏部侍郎。此诗是写给当时任水部员外郎的诗人张籍的。大约韩愈约张籍游春，张籍因以事忙年老推辞，韩愈于是作这首诗寄赠。

9、宋人所说“以文为诗”的现象其实在中唐不少诗人作品中普遍存在，但在古今诗歌评论中，常被视为韩愈独有的特色。然而究竟什么是“以文为诗”，古人并无明确的定义。20世纪70年代末，程千帆先生从诗文的体格特点和以议论入诗两方面对这些问题所作的解答，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过的最简明切实的论述。本文希望进一步搞清楚的问题是：既然韩愈是“为诗”，必然要符合诗的特质；是诗而又“以文”，那么诗与文在本质特征和表现原理上有何差异？以古文“文法”融入诗歌节律的看法是否符合韩愈的创作用心？所以拟从“以文为诗”这一说法的界定入手，分析韩愈的长篇古诗如何处理诗的韵律节奏及其与“文”之关系，藉以考察将“以文为诗”之说用于评价诗歌的利弊得失。

10、这首小诗是写给水部员外郎张籍的一首描写和赞美早春美景的七言绝句。

11、五言诗从形成之时起，就具有叙述和议论的功能。从汉乐府到西晋前期，产生过不少叙事体。直到盛唐时期，大量咏怀类诗中的议论也不可胜数。而以五言诗记游，则早在西晋行役诗中出现，到刘宋时期谢灵运开创山水记游诗以后，便成为记述长距离游览过程的主要体裁，此后随着山水诗在南朝和初盛唐的兴盛而逐渐形成传统。五言诗虽已具备以上功能，却从未被视为“以文为诗”，这应与汉魏以后五言趋向于骈俪化的趋势有关，由于对偶性节奏本身能保证诗歌语言所必需的跳跃性，俪偶向来被视为诗赋最明显的特征。而韩愈诗歌中的“记体”和“议体”全用散句，而且多为长篇，从语言形式上看比偶句为主的五言更近似散文，这就容易被视为押韵之文。(韩愈的诗歌特点)。

12、意义：突破传统温柔敦厚的诗教，将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转为重视创作主体的内心情感和艺术创造力，从而把握了诗歌的本质。 

1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14、天子震怒，《论佛骨表》早晨进谏，晚上韩愈就被贬到千里之外的潮州。

15、沈括：退之诗，押韵之文耳，里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

16、罗大经：韩、柳文多相似，……韩如美玉，柳如精金；韩如静女，柳如名姝；韩如德骥，柳如天马。欧似韩，苏似柳。欧公在汉东，于破筐中得韩文数册，读之始悟作文法。东坡虽迁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随。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

17、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

18、25岁中进士，29岁登上仕途，却在功名与仕途上屡受挫折。

19、《赴江陵途中》也被前人视为“以文为诗”的典型，此诗与《此日足可惜》一样，首尾咏怀、中间叙事的结构与杜甫《北征》相似。开头咏怀部分反思当初被贬阳山的真实原因，追叙自己上疏的背景，然后指出上疏之初一度得到执政者的赞同，但是“谓言当施设，乃反迁炎州”，结果却是突然被贬阳山，这一情势的反转也带出从咏怀到叙事的飞跃。中间叙述被驱赶上路的过程，以一个个场景的连接极写“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的巨大心理落差，先以四句写不能与“病妹”告别的悲痛，再以四句写不忍回顾弱妻稚子的哀怨，形成两层复沓。然后简要地概括商山、洞庭的冰雪惊涛，带过经冬历春方至贬所的辛苦，而将重点放在铺陈阳山民风的生狞、蛇蛊疠疫的可怖及飓风雷电的恶劣天气上。因而这段叙事其实是以贬出经过为线索，抒发被贬的悲愤和冤苦。从阳山量移江陵的下一段叙事，则改换笔法，从自己遇赦后“私心喜还忧”的矛盾心理着眼，坦陈蒙冤失志的忧愁和嗣皇继位后的感想。可见此诗虽然篇幅甚巨，又全用散句，但从头到尾都以追叙笔调抒情，更兼篇中还穿插了当年京师大旱时饥民卖儿易食的场景，私下揣度何人中伤自己的疑虑，湘水的秋风羁愁以及连州的恶劣风土，遂使全篇节奏在三大部分之间的跳跃以外，又随时有出人意料的跌宕转折，从而充分表现了诗人在这场政治风云中的复杂遭际和心情变化。

20、全诗大气磅礴，卷洪波巨澜于方寸，能产生撼动人心的力量。

21、诗人认为初春草色比那满城处处烟柳的景色不知要胜过多少倍。

22、葛立方：裴度平淮西，绝世之功也。韩愈《平淮西碑》，绝世之文也。非度之功不足以当愈之文，非愈之文不足以发度之功。

23、惠洪：予尝熟味退之诗，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

24、王谠：元和已后，文笔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

25、早期七言只是一种单句成行、句句押韵的应用文体，本来也和五言一样具有叙述的潜质。但在汉末进入乐府以后便主要用于抒情，至刘宋又产生了双句押韵的变化，此后从南北朝到盛唐，诗行结构发展成以双句对偶为主，成为最适宜抒情的一种体裁。因而七言在诗化之后，便从无叙述的先例。但杜甫的某些非歌行题长篇七古则追溯到早期七古单句成行的特点，以散句为主联缀成篇，这就使这类七古与双句对偶为主的歌行明显区别开来，具有了近似五古的节奏推进方式。同时他还在歌行中区分了“歌”诗和“行”诗的体调，“行”诗一般是以波澜不惊、连绵起伏的节奏平稳推进，规行矩步，层层绾合，段意转换平顺。杜甫在强调这种特征的同时，又从中推究出“行”诗适宜于叙述的原理，并使之成为反映时事的新题乐府的重要体裁。于是一些七言“行”诗和非歌行题的七言古诗也具备了记游、叙述和议论的功能。

26、韩愈正是在杜诗的基础上发展了七古以全散句连属的篇体节奏。他的七古共49首(不计杂言)，其中有歌行题的仅8首，其余都无歌行题，从题目看已经与五古难以区分。他那些被前人视为“以文为诗”的七古代表作除了《丰陵行》《石鼓歌》以外，全是无歌行题的七言古诗。仅从数量上就可看出韩愈创作七古的重点是强化其以散句表情达意的自由度。

27、那这首诗开篇就营造出了一种细腻的美，天街小雨润如酥，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现在正是春天，那街上细雨绵绵，落下来的春雨润滑如酥。后一句就写得更为有趣，站在这个地方远远地看上去，那地面上草已经是郁郁葱葱，可是走到近前再仔细察看，原来地面上的草根本看不到。韩愈在这两句中，着力于表现春天的特点，用“雨”和“草”来呈现不一样的春色美景。

28、从长安到潮州，历经八千里漫漫路程。韩愈走了近一百天，终才抵达。

29、由以上歧见可以看出，争议的实质分两个层面：一是韩愈究竟是否以文为诗，不赞成“以文为诗”之说者以明人为多见；二是认为韩愈是以文为诗者，也有否定和肯定两种意见，一派认为其“以文为诗”是不懂诗，混淆诗文之辨；一派认为以古文笔法作诗正是韩愈所长。

30、律诗有谨严的格律上的要求，而此诗仍能以“文章之法”行之，而且用得较好。

31、诗人没有彩笔，但他用诗的语言描绘出极难描摹的色彩——一种淡素的、似有却无的色彩。

32、由以上三首“记体”可以看出，由于传统记游诗本来就具有首尾完整、层层叙写的结构，加上韩愈发展了七古可用散句连续叙述的潜能，增加了句意承接的密度，有的还特意强调平铺直叙的节奏特征，遂使前人认定其以游记体入诗。但韩愈牢牢把握住七古以咏叹语调与音节密切配合的主要特征，始终凸显抒情节奏的主导作用，说明他对记游诗与记游文的区别了然于心。

33、韩愈的功绩，无论是在潮州，还是日后的袁州，都未曾被百姓遗忘，千载思念。

34、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因治政突出，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刺袁州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35、韩愈自己说：艰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原来他的平淡是来之不易的。

36、一路风雪交加，颠簸困苦，韩愈的四女儿身患重病，病亡于途中。

37、以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诗，融叙述、议论为一体。 

38、韩愈三岁丧父，其兄韩会及嫂抚养之。韩会能文章，对韩愈有影响。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贞元二年(786年)，19岁的韩愈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第，直到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应考，才考中进士。此后又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皆不中。直到29岁才在汴州董晋幕府中谋得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岁时，任监察御史，不久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而被贬为阳山县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此后直到50岁，官职一直浮沉不定。元和十二年，韩愈50岁时，因参与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迁为吏部侍郎，进入朝廷上层统治集团。但两年后，他却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被宪宗处死，幸得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在今广东)刺史。在潮州八个月，宦官杀宪宗，立穆宗，韩愈被召回朝，后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长庆四年(824)病逝于长安，终年57岁。

39、七古篇体节奏的处理方式与古文“文法”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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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沉郁指其风格的沉雄，感情的深厚抑郁，而顿挫是指其手法高妙：笔势纵横，开合动荡。

42、赵翼：韩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险处亦自有得失。盖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则专以此求胜，故时见斧凿痕迹。有心与无心，异也。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恐昌黎亦不自知，后人平心读之自见。若徒以奇险求昌黎，转失之矣。

43、尽管招来一场弥天大祸，他还是刚直不阿，老而弥坚，虽遭获严谴也无怨悔。

44、在散句为主的五古中以两个以上的场景不间断连接的结构，在汉乐府《陌上桑》《妇病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蔡琰《悲愤诗》、傅玄《秋胡行》等诗里可以找到极少数先例。韩愈从这种衔接方式中发现了叙述中的言外之意在于场景本身的暗示性和对照性，并在若干个场景的无缝对接中留出想象的空间，从而使这类长篇处理抒情节奏的难度更大，但也更能见出韩愈的独创性。

45、欧阳修：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余尝与圣俞(梅尧臣)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

46、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47、裴敬：以文称者，若陈拾遗(陈子昂)、苏司业(苏源明)、元容州(元结)、萧苏曹、韩吏部之类。(58)

48、严冬方尽余寒犹厉，突然看到这美妙的草色，心头不由得又惊又喜。

49、可知他当时仓猝先行，告别妻儿时的心情如何。

50、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领。——韩愈

51、罗大经：韩、柳文多相似，……韩如美玉，柳如精金；韩如静女，柳如名姝；韩如德骥，柳如天马。欧似韩，苏似柳。欧公在汉东，于破筐中得韩文数册，读之始悟作文法。东坡虽迁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随。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

52、一上来就有高屋建瓴之势。三四句用“流水对”，十四字形成一体，紧紧承接上文，令人有浑成之感。

53、与衡州刺史邹儒立会于石鼓山合江亭，留题古诗二十韵。《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全诗凡二百言，一韵到底，一气呵成，音调铿锵，气势磅礴，为自唐以来题咏石鼓千古传诵、脍炙人口之杰作，亦为后世文人学士所推崇，步其韵而歌者不乏其人。尤其是瞰临渺空阔，绿净不可唾两句，已成为后世人们广为传诵的名句。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李士真、、、、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54、其实以上界定标准也有相当大的模糊性。首先，无节奏散句的使用看来似乎是散文的主要特点，但是早期乐府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在形成和进化过程中，都存在大量尚未节奏化的散文句。韩愈早年为探索诗歌复古之道，有意追寻秦汉时期的体式，一些在乐府和五七言诗节奏化过程中逐渐被淘汰的句式也被他当作古意仿效，所以他所运用的散句句型，几乎都可在汉诗中找到先例，《嗟哉董生行》只是比较典型而已。也就是说，韩愈所用的散文句法，其实原本来自汉乐府和古诗，张谦宜指出《嗟哉董生行》“实是乐府长短句”(《茧斋诗谈》卷五)，倒是看出了其来源。其次，记游和叙事，固然在散文中各有其体，但诗歌本来也有同样的功能。至于诗能否议论，清人已经有过不少争议，也基本上得出了结论，大抵以沈德潜的说法最为公允：“议论须带情韵以行。”(《说诗晬语》卷下)因此，考察韩愈是否以文为诗，仅仅从“记体”和“议体”及使用散句去看，是无法触及本质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同样是叙事、记游和议论，诗歌和散文的表现方式及其原理有何本质的不同？

55、韩愈天生就有一种雄强豪放的资质，性格中充溢着对新鲜奇异、雄奇壮美之事物、景物、情感的追求，并且他一再提倡的“养气”之说，更使他在提高自我的修养的同时增添了一股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概，发而为诗，便是气豪势猛，声宏调激，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

56、诗歌虽然与散文同样具有记游、叙事和议论的功能，但二者的目的和表现原理有本质的区别。散文叙述和议论的目的在于说清事态、过程和道理，使人对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形成清晰的概念，即便文笔优美甚至富有诗意，贯穿于文中的主要是理性思辨的逻辑。诗歌叙述和议论的目的在于表达感受、情绪或引起想象，不需要连贯的理性逻辑，贯穿于诗中的是可以跳跃的感情逻辑。“诗歌的艺术性就在于能充分地发挥语言的创造性来突破概念，获得最新鲜、最丰富的感受”，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无论韩愈的诗篇多么近似散文，只要把握了以上基本的分界，就不能说他“于诗本无所解”。

57、沈德潜：①昌黎豪杰自命，欲以学间才力跨越李、杜之上，然恢张处多，变化处少，力有涂而巧不足也。独四言大篇，如《元和圣德》《平淮西碑》之类，义山所谓句奇语重、点窜涂改者，虽司马长卿亦当敛手。 (98)  ②善使才音当留其不尽，昌黎诗不免好尽。要之，意归于正，规模宏阔，骨格整顿，原本雅颂，而不规规于风人也。品为大家，谁曰不宜？ (99) 

58、公元前339年正月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人屈原出生。西汉末年的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当中收录肯定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共23篇。其中的《离骚》，以忠君爱国为主题，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以缠绵悱恻的感情，反复迸发的愤慨，塑造出一个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