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是哪国人(50句)

泰戈尔是哪国人

1、“十年前向博士先生颁发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使我联想起孔子那句‘有教无类’的箴言。一个真正有教养的文明的人，不论他来自哪个国家，在我们的文明国度里，都会得到承认，都会得到同样的看待。”辜鸿铭这话的后半部，仿佛不是针对泰戈尔说的，而是为自己唱的一曲哀歌。(泰戈尔是哪国人)。

2、这位老人来自一个饱受苦难的古老国度，他怀着单纯的同情与热爱而来，在另一个有同样境遇的国家被政治话语和文学话语反复书写，褒贬不一。从结果来看，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有偏颇之处，凹叔无法辨明谁对谁错。

3、在弗兰西斯眼中，辜鸿铭是位活的百科辞典，对许多事物都有概括性的见解。他口若悬河，几乎令人插不上嘴，一场对话下来，往往是他在做长长的独白。他从未见过如此执着、如此固执己见的人。他觉得辜鸿铭那第一流的甚至是举世无双、具有概括能力的脑袋里，放射出东西方一切智慧的光芒，虽然他闪光的智慧里有着无以掩饰的缺陷，但这缺陷，连着他的强词夺理，缘于他过分的骄傲。是啊，一个真才实学的人理应拥有骄傲。在中国，哪儿有人可与辜鸿铭相提并论？那些眼下最走红的学者，也不能和他媲美。他们也许有广泛的有关中国的全面知识，而辜鸿铭却有着关于世界的全面知识。他是唯一通晓东学和西学的中国人。每次谈话，他都要从辜鸿铭那里或多或少地借来知识。

4、　　面对中国朋友的热情和友好，泰戈尔无限深情地说：“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伟大的将来。我更加相信，当你们国家站起来，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的时候，亚洲也将有一个伟大的将来。”

5、 可以想见，这个已名满全球的印度哲人能答应来中国讲学，会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引起怎样的振动和兴奋。在“四”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已很久没有什么热点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为此又开始躁动起来，各种团体和一些重要的政治或文化人物纷纷对此做出反应，当时的热闹情景恰如徐志摩在1923年12月27日致泰戈尔的信中所说的：“我们已准备停当以俟尊架莅临。这里几乎所有具影响力的杂志都登载有关你的文章，也有出特刊介绍的。你的英文著作已大部分译成中文，有的还有一种以上的译本。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作家，从来没有一个象你这样在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的人心中，引起那么广泛真挚的兴趣。也没有几个作家(连我们的古代圣贤也不例外)象你这样把生气勃勃和浩瀚无边的鼓舞力量赐给我们”。这些话当然难免夸张，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足以说明泰戈尔要来华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的震动。        

6、《沉船》通过青年大学生罗梅西曲折复杂的恋爱、婚姻故事，揭示了封建婚姻制度与争取婚姻自主的青年男女之间的尖锐矛盾，批判了包办婚姻以及青年男女婚前不允许见面的陋习。《戈拉》则通过着力塑造爱国知识分子戈拉的形象，提出了消除宗教偏见，实现各民族解放才是爱国主义的课题。两部小说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当时印度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7、在西方国家，泰戈尔一般被看作是一位诗人，而很少被看做一位哲学家，但在印度这两者往往是相同的。在他的诗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学的见解。对泰戈尔来说，他的诗是他奉献给神的礼物，而他本人是神的求婚者。他的诗在印度享有史诗的地位。他本人被许多印度教徒看作是一个圣人。

8、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一向闭关锁国的中国被迫慢慢敞开了大门，中外文化、文学的交流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恢复、丰富起来，拜伦、雨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在中国人面前打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印度诗人、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就是在这股潮流中访问了中国，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外国作家，重新使早就中断的中印文化交流焕发活力。泰戈尔是抱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访华的，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交流是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交流，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在今天的人看来仍不免为这些误解而深表遗憾。

9、  与此同时，北京、上海以《申报》、《晨报》为中心也纷纷报道泰戈尔来华的消息，追踪诗人在国外的行踪，并为文学、文化界欢迎泰戈尔的这股热烈气氛“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一时间真是“唯泰戈尔是谈”。如《申报》在报道泰戈尔即将来华的消息时也不忘随时随处赞扬他，说他“非遁世厌世的人，乃为入世爱世的人，与印度古代圣人，绝对不同”；称赞他“欲以教育提高印度妇女程度，而又主张国家主义，作爱国歌，以励国人，然绝不蓄愤怒嫉妒，厌憎世界之意”。(8)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受到中国人如此热烈崇拜的外国人，恐怕并不多见。

10、    关于泰戈尔的行止和日程，国人关注，大报小报竞相报道。1924年4月22日，《晨报》刊发了特约通讯员丹撰写的报道，印度诗圣如飞鸟翩翩而至，在飞来峰上停留片刻。“印度诗圣泰戈尔，于本月十四日由沪乘四号快车莅杭……于十二时四十分下车……当时即乘车至新近落成之西湖饭店下榻……十六两日，畅游六桥三竺各名胜，十六日下午四时，应省教育会及各公团各学校之请求，在省教育会讲演……于十七日下午三时乘快车返沪。”

11、就在照完相后的谈论中，辜鸿铭开始对泰戈尔的哲学、宗教主张开始抨击了。

12、 《小说月报》的“太戈尔专号”规模更为可观。在9月10号的专号里，“卷头语”包括泰戈尔《飞鸟集》中的诗句，“夏芝《吉檀迦利》序”中的摘句，泰戈尔《新月集》中的诗句；插图共有六幅，包括“太戈尔像”、“中年时的太戈尔”、“幼年时的太戈尔对他父亲唱诗”、“太戈尔手迹”、“在美国时代的太戈尔”，发表的有关研究和介绍文章包括《欢迎太戈尔》(郑振铎)、《泰山日出》(徐志摩)、《太戈尔传》(郑振铎)、《太戈尔来华》(徐志摩)、《太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王统照)、《给我力量》(周越然)、《关于太戈尔研究的四部书》(西谛)、《太戈尔重要著作介绍》(徐调孚)以及翻译的日本有关泰戈尔研究的四篇文章：《太戈尔和托尔斯泰》、《太戈尔的戏剧和舞台》、《太戈尔和音乐教育》、《夏芝的太戈尔观》；翻译的泰戈尔的作品则有《诗人的宗教》、《新月集》选译、《吉檀迦利》选译、《隐谜》、《幻想》、《拉加和拉妮》、《我的美邻》、《园丁集》选译、《卖果人》、《马丽妮》等。在这个专号内还登载了一则消息：“文学研究会出版的关于太戈尔的书”，包括已出或将出的太戈尔的作品六部：《春之循环》(瞿世英译)、《飞鸟集》(郑振铎译)、《新月集》(郑振铎译)、《邮局及其他》(瞿世英、邓演存译)、《吉檀迦利》(郑振铎译)、《园丁集》(郑振铎译)；在10月的专号内主要发表的是翻译的泰戈尔的作品，卷头语是泰戈尔“跟随光明”一文里的句子，插图也有六幅：“五十岁时的太戈尔”、“太戈尔的祖父”、“太戈尔的父亲”、“太戈尔和他的儿子及儿媳”、“到日本时的太戈尔”、“太戈尔的和平之院”；翻译的泰戈尔的作品则有《西方的国家主义》、《园丁集》、《牺牲》、《采果集》等。(泰戈尔是哪国人)。

13、这是何等悲愤的事啊。自己背负效国救道之志回来，在风雨如磐的岁月自觉地担负起了中国在西方世界发言人的职任，连洋人都敬重三分。本是时势造英雄，可国人非但没有给自己戴上英雄的桂冠，还硬是给自己抹了“白鼻子”，把自己所活跃的舞台看成了一个杂耍场。这是自己的尴尬吗？不，是中国的尴尬，是那些不识货的国人的尴尬！

14、两年前赴德宣讲东方文化时，泰戈尔发现辜鸿铭的作品在德国极为走俏，其影响和名气远甚于己。想德国本土自古洎今产生过多少一流的哲学家啊，至于二三流者，则要动用火车来拉了，可远在中国的辜鸿铭却稳稳当当地坐上了前排交椅。

15、演说结束，会着泰戈尔，辜鸿铭主动地出示小册子。泰戈尔见是本手抄蝇头小楷英文小册，里面抄录着两册自己未曾寓目的书，不觉惊奇，忙问：此从何来？

16、上海市友协副秘书长陈龙兴先生与中国驻印度大使张炎视频通话

17、辜鸿铭武断地摇了摇头，引用乔治·艾略特的话来给自己助阵“如果有个人对你谈起加减乘除，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这是对还是错，但是，如果有人和你谈什么无限大，那么这次你就无法知道，人家和你说的究竟是有道理还是胡说八道”。

18、陪侍泰戈尔左右的，除了长袍白面的徐志摩，还有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的女公子——人艳如花的林徽因。他们三人挟臂而行缓缓出现在台上，恍如一幅天然生动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图，全场的人都为之兴奋起来。

19、泰戈尔对中国早就表示了关注。他曾去过欧美和日本访问，但却一直没有机会到作为东方文化的一个中心的中国访问，这对他来说也是很遗憾的事。就象他后来所说的：“(我)年轻时便揣想中国是如何的景象，那是我念天方夜谭时想象的中国，此后那富丽的天朝竟变了我的故乡。”在接受冯友兰的访问时，他就充满感情地说到：“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为我素所敬爱。我从前到日本，没有到中国，至今以为憾。后有一日本人朋友，请我再到日本，我想我只要再到日本，必要到中国去一次的。我自到纽约，还没有见到一个中国人，你前天来信，说要来见我，我很觉得喜欢。”(7)就是在这样的愿望的驱动下，1923年4月，他派自己的助手、英国人恩厚之来中国联系访华的有关事宜，恩厚之首先找到北京大学有关部门，表示泰戈尔有意访华，北京大学对泰戈尔来华很表欢迎，但因本身种种复杂的原因而无法承担接待任务；恩厚之又找到徐志摩，后者一听泰戈尔要来中国，真是欣喜若狂，马上带着恩厚之找到当时很有影响，也很有背景的讲学社接洽，听说名闻世界的诗人自己愿意到中国来，而且只要讲学社承担旅费，其他在华一切费用完全由泰戈尔自己承担，这和刚刚访问过中国的杜威等外国学者明显不同(后者在华的一切费用完全由中方承担)，这不是喜从天降还能说是什么？讲学社立即同意承担接待任务，并且马上给泰戈尔寄去了旅费，盼望他八月份能来，并随即又发出一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希望他能惠顾中国讲学。准备参加接待的团体还有文学研究会、新月社等。

20、从接下来一系列举动，你能很清楚地感受到徐志摩的兴奋：

21、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国歌都是使用泰戈尔的诗歌。其中印度的国歌就是《人民的意志》，孟加拉国的国歌是《金色的孟加拉》。

22、最终在2010年的5月30号，泰戈尔实现了生前的愿望，留在了上海。每年5月份泰的诞辰日(5月7日)期间，上海友人和在沪印度人士在雕像前举行纪念活动，这座雕像已渐成中印交流的符号和纽带。

23、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HansChristianAndersen，1805年4月2日—1875年8月4日)，丹麦19世纪童话作家，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安徒生的代表作有《小锡兵》《海的女儿》《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皇帝的新装》等。

24、历史 |人文 | 美学 | 科普 | 励志

25、2008年11月8日，两校以创新方式通过互联网正式签订了校际交流友好备忘录，并通过网络视频向对方实时转播己方现场的活动。我驻印度大使张炎及夫人应邀请出席了泰校方的会场活动。

26、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泰戈尔的诗在印度享有史诗的地位，其代表作有《吉檀迦利》、《新月集》、《最后的诗篇》、《四个人》、《家庭与世界》、《飞鸟集》、《眼中沙》、《园丁集》等。

27、 据笔者掌握的材料，中国最早介绍泰戈尔的生平和思想的文章是一九一三年《东方杂志》(第十卷第四号)上发表的钱智修的文章：《台莪尔之人生观》，该文介绍了泰戈尔的基本哲学思想，如关于痛苦、快乐、爱情的看法，并说泰戈尔思想的基本核心是说“人类之趋向，由恶而驯至于善而已。”泰戈尔主张人们应该过一种“献身于理想、献身于国家、献身于人类之福利者”的生活，“台氏所谓善之生活，即人类全体之生活者”，“泰戈尔属于那种明知快乐而避之者，明知苦痛而求之者”，他认为，只有这样，人的生活才能获得较高的价值。文章盛赞了泰戈尔在生活和创作上那种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文章还附有一幅泰戈尔的像。而让人欣慰又不解的是，中国这第一篇介绍泰戈尔的文章，实际上远远比后来的一些只知道赞扬或批评的文章更全面而有价值。  从一九一五年起，泰戈尔的作品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了陈独秀用文言翻译的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以《赞歌》为题，署名为达噶尔著。在“注”中陈独秀这样介绍泰戈尔：“达噶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诺贝尔和平奖金(应为文学奖)，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其中除了把文学奖误当作和平奖外，其他介绍基本上是中肯的。

28、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早期性的介绍中，介绍者所关注的主要是作为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的泰戈尔，而不是作为文学家的泰戈尔，如俞颂华的文章就把他与罗素、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相提并论，这和国内救亡图存的政治和思想倾向有关。

29、他密集开炮，将泰戈尔塑造为一个“何不食肉糜”的落伍者、空想家。

30、“你写出来，骂我也是爱我，爱我也是骂我，等着瞧吧！”辜鸿铭正说着，刘二来报，说是有位日本客人来访。

31、左起为梁思成、张歆海、林长民、思厚之、泰戈尔、林徽因、徐志摩。

32、《辜鸿铭全传：改变崇洋媚外的中国》在中国近代史上，辜鸿铭是以喜剧脸谱活跃于舞台上的悲剧角色，他的传奇人生以及亲历的事件是一段很值得表述的历史，也是一段不易表述的历史。辜鸿铭是民国初年北京大学教授，一位幽默大师、怪诞情种，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该书用生动的语言刻画了奇人怪杰辜鸿铭的一生，将他幽默、睿智、怪诞的言行举止一一展现给了读者，并让人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在非凡的年代特立独行中，成为中国和南洋、西洋、东洋外交史上绕不过至今仍发生影响的怪杰的精神所在。

33、    4月19日(阴历三月十六日)圆月夜，袁思亮与陈三立泛月西湖。一轮月亮升起，银辉洒向波光粼粼的西湖。西湖边上，花木扶疏，清风徐来，落英缤纷。两人踏着落花与月光，漫步湖畔，边走边谈，谈起与印度诗人泰戈尔晤谈之事。又大又圆的月亮在湖天之上，在拱起的小桥之上，照着两人，游兴正浓。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袁思亮归来，圆月在窗，饱蘸着月光与未尽游兴，作诗一首：

34、辜鸿铭莞尔一笑道：我向来是不爱照相的，总觉得在照相机面前的一切姿态都容易流于造作、矫情，但对博士先生，就例外一次吧。

35、如今当我们谈到泰戈尔，首先出现在脑海的一定是那些意境隽永的诗句，他成了摆在书架上的美与爱的典范。可是作家毕竟不止活在质朴纯洁的写作之中，谁能想到一个世纪前的中国，他还有这样一番奇妙的经历。

36、难道今后自己真要老死荒野？就在辜鸿铭被这个问题袭扰得精气神儿全无时，忽地接到了欢迎会见泰戈尔的邀请。

37、    近读李开军撰《陈三立年谱长编》和陈小从《图说义宁陈氏》，可以还原出泰戈尔到杭州拜访诗人陈三立的具体场景。1913年，印度诗人泰戈尔以诗集《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获奖以后的泰戈尔，在亚洲产生了巨大轰动和影响，中国、日本等国的文化界，纷纷邀请泰戈尔访问。1924年3月21日，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蔡元培的邀请，乘船离开加尔各答，在徐志摩的陪同下，开始中国之行，一共49天。

38、泰戈尔的话真够耐人寻味。当他在印度渐渐成了诗哲、诗圣，并戴上“天师大神”的桂冠时，很有英雄气概也有哲人头脑且不乏天才气质、试图以东方精神文化拯救世界沉沦的辜鸿铭，在中国别说得到应有的尊重，就连见识也无人心会，还逐渐沦为一个发霉的怪物、疯子。今晚满座的中国人中，又有几个真正尊敬过辜鸿铭？人情贵远而轻近，可泰戈尔又有什么呢，值得受中国知识界如此的尊崇吗？想当初，辜鸿铭与人口诛笔伐时，还动辄倡言让泰戈尔过来辩护呢。现在这位印度圣哲就在眼前，而且当众称颂自己，可辜鸿铭竟不觉有什么面子，反而于心底里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涩。

39、四月下旬，素有“东方诗神”之称的泰戈尔乘坐列车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梁启超、胡适、蒋梦麟、梁漱溟、熊希龄、范源廉、林长民等一大批中国学界名流已在此恭候了。

40、陈独秀甚至放下了文人的架子，直接进行人身攻击："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太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己经多的不得了呵。"即使在泰戈尔离华之后，陈独秀依旧时不时拎泰戈尔出来批判几句。

41、泰戈尔对这位热情的年轻人也是十分关心。他为徐志摩取了个印度名字“索西玛”，二人在泰戈尔离开中国后仍然保持密切的交往。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爱情受挫之时，泰戈尔也及时给予了鼓励和支持。

42、 早期这些关于泰戈尔及其作品的介绍和研究，基本上从各个方面介绍了泰戈尔的基本思想、人格和艺术特色。泰戈尔宣扬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敢于打破印度狭隘的宗教传统，积极肯定现世生活的态度，以及他那些清新宜人，歌颂大自然的诗歌、小说，都令中国人为之倾倒，加上中印两国都属于被西方殖民主义迫害甚苦的民族，这就很容易使中国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感情上逐渐倾向于这位异域的诗哲。但这种倾向本身就是有倾向性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或政治势力关注泰戈尔的更多的是他的人格以及提出的解决世界危机的办法，即使对他的诗歌、小说的介绍，也侧重于他的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诗人的人格力量，这就如郑振铎在介绍他的艺术观时所说的：“在太戈尔看来，艺术的美不过是工具，而不是艺术的最完全的最著的特征。它不过用来为更有力的表现我们的人格的工具而已。”(6)但这样说并非否定在这些介绍中没有对泰戈尔作为文学家的地位的认识，只不过与对他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的介绍相比，对文学的关注较少而已。

43、偶像在身边，徐志摩的文学创作也出现了高光时刻。那首著名的《沙扬娜拉》，正是在陪同泰戈尔期间写成。

44、听话人起初出于礼貌，还有耐心来听，见辜鸿铭喋喋不休，不觉心烦起来，说：老先生的话也许有道理，但我现在只想听泰戈尔博士的演说。辜鸿铭瞪了他一眼，也不答话，便从长袍中摸出一本小册子，心无旁及地观看起来，就这样打发着时光。

45、    泰戈尔访问中国的第一站是上海，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欢迎，并全程陪伴泰戈尔在中国的文化交流。第二站是杭州。在杭州，泰戈尔重要的一项日程安排是，特地拜晤中国诗人陈三立。

46、胡适仗义执言，在第二次演讲开始前批评了这种行为，还是无济于事，结果原定的六次演讲只进行了三场。

47、在北京天坛，京华文化知识界为泰戈尔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会。中国文化人对泰戈尔一点儿也不陌生，自1915年以来，短短10年间，泰戈尔著作的汉文版本竟有数十种之多。所以泰戈尔来华访问，中国文化界的显要几乎倾巢而出，一般人士更是以争睹东方诗神的激动心情来出席这场欢迎会。

48、来客清水安三恭恭敬敬地向辜鸿铭行个近乎九十度的鞠躬礼，而后又向弗兰西斯行了礼。为了不显唐突，他找了个很好的切入点：辜博士可曾记得一位叫冈田的日本儒者？他二三十年前曾到过中国。

49、泰戈尔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世界是朝着绝对的善发展的，坚信恶最终将转化为善。诗人认为，我们之所以有痛苦，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有限，但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不是最终的，欢乐亦是如此。